然而《聊斋志异》所出现的明末清初时期，此时封建礼教观念深入人心，社会上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制达到了一个高峰。

于是《聊斋志异》虽然更多的是描写各种不同的女性，但它的整个创作思想都是以男子为中心，女性为男子附庸物，那些侠义女性也不例外。

这些作品都抹杀了侠义女性自身的人生权利，仅仅只是作为寒士的性对象或生育工具来进行描写和赞扬。

其中侠义女性的整个人生都离不开男子，都是为了男子需要而服务。

当然，说到这，又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了，当然，主要是书生。

的确，《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格的文言短篇小说，文中的人物主要是以书生官吏及狐仙鬼神为主，其中的“书生”形象各异，他们有的敢于为爱痴狂，有的敢于直面强权，有的沉迷酒色，有的忘恩负义，有的痴迷科举。

这些书生既有温文尔雅的一面，也有甘于沉沦的一面。

每一个书生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

性格决定命运，作品中的书生形象之所以会各有不同，是因为他们性格上的差异。

有些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有些是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感到不平，还有一些是对贪官污吏的强烈反抗，整个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与反映封建社会现状的特征。

所以对《聊斋》中书生这一形象的理解与把握，对了解蒲松龄这个人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一是在书中的现实世界里，书生多地位低下，家境贫寒，却具有严重的科举情结。

《聊斋志异》书中的书生虽然出身贫寒，但他们学习刻苦努力，有着孜孜以求的上进精神，可以说考取功名，成了他们生命的终极追求，我们把它称做“科举情结”。

像是叶生(《叶生》)生活贫困得连灯火钱也需别人接济;张介受(《青梅》)家里十分贫穷，没有多少财产;申氏(《申氏》)家里火也没有，夫妻相望，无以为计;穆生(《丑狐》)家里清贫，冬天穿的衣服都没有。

这些书生的生存都面临着难题，然而却仍沉迷科举，渴望功名。

再比如《聊斋志异》开篇之作《考城隍》中便流露出作者对科举的幻想，吏人竟在梦中“持牒牵马，力邀赴试”，因负有才学且有一颗为善之心，宋公得以录为河南城隍一职。

《叶生》中的叶生才华横溢，擅长吟诗作赋，但是怀才不遇，后来得到了丁公的帮助，死后魂魄跟随丁公，并帮助他的儿子考取功名，当叶生回到家乡时，才发现自己是已死之人。

一个已死之人仍热衷于科举，我们可以看出叶生一方面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借丁公之子完成自己考取功名的幻想。

《书痴》中主人公郎玉柱爱书成瘾，家里贫困，也不舍得卖书;他日夜读书，严寒酷暑仍不间断;不懂礼节人情世故;更不懂夫妻之事，这些荒谬的事迹夸张的表现了郎玉柱的沉迷四书五经的痴。

《于去恶》中的于去恶和方子晋也是十分典型的鬼书生形象，生前皆科举不顺，死后两人到达阴间仍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在阴间求个一官半职。

这些文章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深刻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

对科举考试迷信和顶礼膜拜，使书生的生活重点只有四书五经，这些封建礼教的镣铐捆绑住书生们的身心并侵害着书生们，他们一心朝着被上层官僚体系认可的科举仕途的方向去努力。

二是在书中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传统精神的坚守。

首先是“孝”，所谓“父子之道，天性也”《聊斋》中的书生不仅要面对着日趋窘迫的生计问题和低下的社会地位，而且在科举的道路上坎坷而行。

但他们在“孝”的精神世界散发出强烈的人格魅力。

《乐仲》里的乐仲，母亲在生病的时候想吃肉，他十分着急又得不到肉，于是便“割左股献之”，以自己的大腿肉来让母亲吃。

《钟生》里的钟生，应济南乡试，遇到一位道士，道士告诉“他子福命至薄，然今科乡举可望。但荣归后，恐不复见尊堂矣”(《聊斋志异》卷八)

钟生说:“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聊斋志异》卷八)钟生在科举进仕与事亲中毅然选择了事亲。

《小梅》中的王慕贞帮助一个老妇，面对老妇儿子的感谢，只说了句“无他，怜汝母老耳”。

其次是“忠”，所谓“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阿宝》中孙子楚就是千古情痴代表。

他仅因心仪女子的一句戏言，便决然以斧自断其指，及至亲见阿宝，而后变成魂魄，附鹦鹉之身飞到爱人身边，最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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