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过程，我们发现中国的鬼文化由于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在总体上也呈现出与其它地域的鬼文化根本不同的突出特征。

像是家族宗法制的长期存在使中国的鬼魂观念与祖灵观念紧密结合，从而给中国的鬼文化留下了鲜明的宗法烙印。

家族宗法制在西周确立之后，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以不变应万变，贯穿于中国社会三千多年，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而我国鬼魂观念受其影响，在西周前后曾发生过质的变化。

现在从殷都废墟中发掘的考古资料看，西周之前的殷人的鬼神观依然存在着多种崇拜的倾向，日月星晨、风雨雷电、山川河流都有灵魂，均具备降灾降福、佑人害人的功能。

不仅如此，在殷人看来，父母及祖先的亡灵和自然界的其它神灵一样也经常无端做祟，危害后代。

“贞祖辛祟我”、“贞妣己祟帚好子”，这里亡故的考、妣和祖考、祖妣无端做祟，和其它天灾人祸具有同等的意义。

慢慢到了周代以后，随着家族宗法制的确立，亲祖之灵作祟的提法逐步消失。

因为在周人心目中，祖宗之灵是以“敬德保民”为己任的，他们不仅品德高尚，而且是亲族子孙道德行为的监护者，绝不会无缘无故作祟，危害子孙，干违背道德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随着对祖宗亡灵作用的美化，祖先崇拜在各种崇拜中逐步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出现了祠祭、家祭、墓祭等多种多样的对祖先的祭祀形式，特别是宗庙、祠堂作为祭祖的重要场所，其营建构造逐步受到重视。

像是《礼记-曲礼上》就有所谓“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的说法，即诸侯、天子营建宫室，要首先建宗庙。

与之相适应，在宗庙、祠堂内逐步出现了各种复杂的祭祀活动，“月祭”、“四时之祭”等。

除此之外，对那些无主孤魂，以防其作祟，在郊外临时设坛进行“招魂致祭”。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与祖先崇拜相连的祠庙建筑、墓地建筑广布于中国各地，组成一个文化传播的大系统。

至今为止，我国有关鬼的小说、戏曲、美术、舞蹈等所涉及到的人、景、物，大都与祖先亡灵、宗庙、祠堂、墓地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祭祖活动的经常化、祭祖形式的多样化、祭祖意识的普遍化，使得中国鬼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家庭宗法特色，使之显着区别于西方及其它地域的鬼文化。

还有就是道教的广泛流行，使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道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所谓道教是以老庄的哲学为理论基础，以民间巫术、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并吸收部分儒学、佛学思想综合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体系。

它自东汉中叶产生，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尤为显着。

我们知道，民间巫术作为道教的重要来源之一，它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产生。

巫是人与鬼神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等，是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

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

道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依仗巫术祈福禳灾的思想。

在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巫”走向衰落，道士代替了巫的大部分职能，如主持丧葬仪式、驱鬼求平安、超度亡灵等，成为操纵鬼文化活动的重要角色，由此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道巫合一的局面。

此外，道教还吸收老庄哲学中“神人”、“至人”、“真人”轻举独往、逍遥世外的思想，迎合人们渴望飞升成仙的心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神仙谱系。

据不完全统计，道教诸神共计430位之多。

诸如:菩萨、玉皇、玄女、财神、门神、灶神、海神、关帝、城隍等，还有众多行业神，如: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仙翁、乞丐崇罗祖大仙等。

至于鬼谷子、张天师、许真君以及人们常说的八仙更是妇孺皆知。

所以通过对道教经典《道藏》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道教的神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有名、有姓、有形、有质、有情、有欲，并有一部得道成仙的生活史。

道教的这种创造神仙的思维方法，极易给普通世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人死本为鬼，但只要得道便可由鬼或变神或变仙，由此导致了中国鬼文化的鬼、神、仙相通，混杂不分的特点。

如: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仙翁、乞丐崇罗祖大仙等。

还有就是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固有的地狱观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佛教在汉朝时传入中国后，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隆盛，它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地狱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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