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我们口耳相传的鬼怪故事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逐渐由日常生活化状态向半文学化状态过渡发展，这一转变发生在神话历史化、衰微的时期。

并且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意识早熟的民族，在神话即将繁盛的时候，历史化的潮流中断了神话的激情。

像是远古神祗戴上了近古帝王的冠冕，神话时代呼风唤雨的人物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谱成先祖系列列在了《史记》中（详见《史记·五帝本纪》）。

以及昔日“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头戴胜”的西王母则成了穆天子周游天下时与之畅谈吟诗“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女神。（详见《穆天子传》）

这本应繁盛并系统化发展的华夏神话在历史化的潮流中逐渐干涸了。

同时中国人历史意识的早熟使得充满怪诞、瑰丽的神话被涤荡得失却了梦幻的色彩，蜕掉了想像的羽翼。

对于一个完整的人而言，感性与理性永远要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运动中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

当“历史化”的理性耗尽了神话的激情时，人性深处的感性能力再次唤起了自卫的冲动，要求在新一轮的互补中达到平衡。

于是后人以愈加奇特的的幻想着手自觉的创作来弥补神话的衰竭。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鬼怪故事是对原古神话的一种延续。

此时的鬼怪故事与远古神话已有了本质的不同，故这里以“半文学化”称之。

何以称此时的鬼怪故事为“半文学化”？

原由在于：首先，其创作方式有别于神话那种不自觉的形成方式。

其次，它改变了神话、鬼怪故事日常生活化时期那种口耳相传，通过生活经验的传递、祭祀戒律的教诲的方式流布、承袭的传播机制，而相对固定地以文字的形式传播。

再次，它由前一个时期日常生活化的平铺陈述转变为一种纪实与虚构相交织的记叙样式，透露出素朴而又明显的文学气息。

追根溯源，鬼怪小说的半文学化是建基于“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上的，它是人类心智成熟的产物，更是人类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独立成熟的标志。

这一时期跨度较大，但集中在汉魏六朝，其余绪延至唐初。

人们从崇神信鬼的原始时代走过来，并没有蜕尽对鬼怪神祗的信仰与恐惧。

当然了，另一方面，从孔子、荀子、王充等儒学圣人开始“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观又影响深远，以致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

创作者们以“小说”、“准小说”（小说是一种更强调虚构的艺术样式）“实”写鬼怪（奉鬼怪为实有）。

这既是一种矛盾，却又是一种进步：较之以前，人们对于鬼怪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有意识地冷静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叙说鬼怪了。

像是在后期的一些成熟作品中，虽然也明显地流露出艺术虚构的倾向，但总的来说，鬼怪仍是被作为一种纪实题材呈现在文学作品中。

然无论如何，到了这一时期，鬼怪是开始作为文学故事的角色进入到艺术殿堂了，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审丑意识开始形成并有所显现了。

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鬼怪作品有：《神异经》、《异闻记》、《十洲记》、《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齐谐记》、《述异记》、《宣室志》等。

同时鬼怪小说的文学化时期上承六朝余绪，集中在唐宋一直延续至明清。

虽然此时鬼怪小说数量虽少，但质量较高。

在半文学化时期，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兴盛，有大批鬼怪故事不像小说，而更似辅教之书，其作品虽想像奇异，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对宗教的强烈热忱。

有些创作者甚至是以宣教作为其出发点的，为的是表明自己对宗教的理解与忠诚。

《宣验记》、《冥祥记》、《冥通记》、《冤魂志》一类作品便是例子。

此外，在宗教炽热兴盛的年代，多数知识分子、作家即便不为宣教，也崇信鬼怪的真实存在，其作品对鬼怪的描写多属于一种依闻而录、奉为实有的工作。

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就声称他的作品旨在“发明神道之不诬”。

其作品大多篇幅短小、结构简陋，不追求情节的曲折与完整（鲁迅称之为“粗成梗概”），原因就在于它仅是为了“记经象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

而到了这一时期，鬼怪小说抛却了以往常常能见到的辅教、纪实的平白，而展示更丰富的内容、更逶迤的情节、更起伏的节奏。

这其中，有文学发展内在动力的作用，也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更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新的精神需求。

而且在战争不断、朝政频迭的年代（主要是魏晋南北朝至隋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看不到希望，是时，佛教入主，道教兴盛，人们很容易受宗教影响，寄希望于来生、仙境、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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