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上述三类人物形象，就象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的。

“是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首;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败坏吏治、腐化世风的罪恶。

因为《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

并且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中，造成自身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真儒名贤呢，在小说中作者也开始了对理想人格的思考与探求。

小说中塑造了三类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张，代表了他不断探索和追求理想的心理历程。

首先，作者描写了具有某种叛逆精神的杜少卿和沈琼枝。

杜少卿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家族，颇有真公子孟尝君、平原君的风度。

出卖田宅，接济贫困，不忘报答。

杜少卿有王冕那样孤高傲世、桀骜不驯的性格。

淡薄功名，对朝廷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走出去(出仕)做不成什么事也，宁可不出去(出仕)。

“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他这种人生理想是与科举世家所规定的人生道路相背离的。

杜少卿鄙弃科举，巡抚荐举他进京去做官，他装病不去;杜少卿傲视权贵，有人要同他去会知县，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么～”

他藐视封建礼俗，用普通的人情来解释《诗经》，说:“《诗经》上《溱zhen洧wei》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

因此他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杜少卿尊重女性，反对对女性的轻视和摧残。

他笃于夫妻情爱，别人劝他娶妾，他反对道:“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

虽然他的主张受封建孝道的影响，但已经是石破天惊之语了。对敢于争取人格独立的沈琼枝，他，充满了敬意。

杜少卿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主张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表面上虽然放荡不羁，内心仍然是忧国忧民的，他扶困济贫，乐于助人，以至家产耗尽，却仍然拿出三百两银子修泰伯祠。

杜少卿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有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的色彩。

沈琼枝也是一个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女性形象，她被骗为盐商作妾，不甘“伏低作小”，私逃南京，靠刺绣卖文维持生活，自食其力。

一个远乡的弱女子，不慕财富，不怕恶少，不惧官府，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胆识，有志气，放射出叛逆思想的光芒。

杜少卿得知她的经历时，连连称赞:“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这两个人物形象上，反映了一种要求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但这两个人物的结局都比较惨淡。

杜少卿在饯别虞博士时，神情惨然说:“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经济无依仗，精神无归附，表现了作者找不到出路的迷茫和苦闷。

沈琼枝则在被押回扬州途中，一拳打倒差人，不知所终。

作者描写的第二类正面人物，是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所谓“真儒”、“贤人”的形象。

这些人，多数是杜少卿的朋友，其中，迟衡山强调“礼乐兵农”，幻想用古礼古乐来挽救世道人心。

庄绍光无心于仕途，专门闭户着书。

虞育德号称真儒、大圣人，他被杜少卿评为“这人大是不同，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

虞育德本不耐烦做时文，也不积极应试，而是致力于人心教化。

这一批儒林高士的共同特点是，讲究文行出处，淡泊功名利禄，他们的德行、学识和操守堪称儒林中的楷模，与杜少卿的离经叛道的性格不同的是，这些儒林高士的的言行仍然受正统儒家和封建名教的深深制约，祭祀泰伯祠是他们为拯救人才采取的主要办法、措施和行动，面对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现实，他们都企图用复古的办法来改变衰风颓俗，复兴正统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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