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我的邮箱收到了爸爸刚发来的照片。

分别是：

在城市边缘拍摄到的暴雨倾城。

生长在深山老林里的参天古树。

塔叠重重的异国寺庙。

东京城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

照片虽不会说话，渗出的情绪却足以显现此行乐趣横生，旅行的人心满意足。

还有，差不多也该回家了。

爸爸走的时候还是春天，而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升学考试让这个夏天犹如吸足水的海绵，这股沉甸甸并没让人感到踏实，相反，多数人都陷在一旦遭到命运之手的轻掐，积攒的水分就会急速流失的恐惧当中。

我的爸爸也像寻常父母那样，会在考试过后询问我的成绩。

区别在于，他并不在乎结果。

“反正，你也不会成为科学家。”笑着说。

可事实上，这并不是安慰人的话。

不然我也不会在看到期中考年级排名时，只顾倒吸冷气，并在此后数月，都被羞耻感折磨地无法镇定。

还是会羡慕那些成绩好的同学的啊。

八月中旬，是返校日。

一路走来，每间教室都很热闹。

大家忙着打探彼此的成绩和排名，学委们张罗着让大家填写二年级的选修课和第二外语。

走进B班，我发现尽管四十多天过去，人们依旧热衷于向我探听决赛当天发生的那一幕。

而那些话，我已经对学校老师，办事警员，新闻记者，说过无数遍。

手机输入关键词“女生”“遇刺”，几万个结果条目中，“某中学女生因见义勇为惨遭报复，于校园活动中不幸遇刺”高居榜首。

“某中学”，是我所在的中学，未来中学。

“女生”，是我的同班同学，陈绿。

“不幸遇刺”，确有其事。

当时的三个目击者中，一个男生拒绝采访，另一个男生必须接受腕伤治疗，只剩下我接受了警方询问和媒体采访。

突然间，我成了这一事件的喉舌，最大程度行使了我的发言权。

或许是我的目击证词勾起了新闻编辑对事件的好奇，他们没有顾及当事人的意愿，以燎原之势将此事推广到各大社交媒体，以至于全国皆知。

人们不仅对遇刺女生感到好奇，对遇刺原因好奇，连篮球比赛上为什么会出现一名射箭手也好奇。

太多好奇夹杂在一起，勾起了人们深扒的兴趣。

在接受采访前，我向爸爸征求意见。

他并没有觉得道出事实有哪里不妥，但作为摄影记者，他也给了我建议：人都有传播的天性，但真正独立的媒体根本不存在，因为人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

所以，无论我怎样强调必须严惩作案者，大家所关注的重点，仍在事发当时的传奇性上。

作案者在看押数月之后，是如何处心积虑在该校举行比赛活动时混入校园的？

遇刺女生当时为何会与同伴落单？

如果射箭的男生没能及时出手，那么行凶者是否还会再刺第三刀？

等等。

亲眼目睹整个过程的我，不断向不同的人复述整个故事，但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我后来的口述，已经和第一版有了明显的不同。

我没能压抑住恐惧和兴奋，后怕和颤栗导致我放大了巧合，将一切传奇归结于所谓的宿命论。

那些所谓的“传奇性”，是我个人煽情所致。

是我，将那些巧合放大，借此解释宿命论。

然而人们依然感到不满足，他们希望更深地了解这个遇刺的少女。

于是，狡猾的记者守在校门口，随机采访了暑假提前回校上课的高三生。

素材整理完毕，通稿一经发出，人们又沸腾了。

在得知“遇刺女生不但古道热肠，学习也很拔尖”后，人们又得悉“女生曾怀疑自己被跟踪，但并未引起校方重视”，一时间，网名的惋惜之情换了风向，对薄弱的校园安保问题感到愤怒。

尤其是家长们，普遍表示对校园安全问题感到担忧，矛头直指学校。

为此，校长不得不亲自出面澄清，“该案具有一定特殊性，希望不要因此瓦解家长对校方的信任。陈绿是个好学生，侠肝义胆值得学习，她让我感到十分骄傲。”

我很意外，校长并没有说“但还是要提醒广大学生群体，应当加强自我安全意识”之类冠冕堂皇的话。

无关立场，校长本人在极力杜绝社会解读这件事时，将事情起因归于“一个好学生的愚蠢热血和善良”。

我不由得有些敬佩校长。

另一方面。

虽然很卑鄙，但我仍止不住地猜想，如果陈绿只是个学习普通的女学生，人们对她的评价，又将如何？

“学习很差”的陈绿，是否依然经得起人们的鲜花和掌声，褒奖和赞誉？

人们惋惜，究竟是同情她的境遇，还是因为前提是“她是个成绩拔尖的好学生”？

我忍不住想要嘲讽，直到记者偶然采访到我的另一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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