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老问老王为什么这么洒脱时，老王笑道，因为他知道，看看这些汉人们的年龄结构，他们大多数都适应不了那种按部就班、固定时间上下工的日子。

是的，如今看在银子的份上，哪些年龄大一点的汉人们目前确实有热情，但肯定是暂时的，很多人属于有攀比心理而已。

这位老油条深知，对于习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汉人们而言，只要温饱问题解决了，那种悠闲地种着自家地，平日里有农忙有农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日子，才是这些汉人们最渴望过的。

这是千百年来深入汉人们骨髓的生活方式，不会被一朝一夕的变化而改变，哪怕银子给的多也没有用。

开始的时候，孙老对老王的说辞是有些怀疑的，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的确被老王说中了。

果然，没过多久，其中不少人才上了一两个月的班，就回到了田间地头，到后来，几乎所有年龄大一些的人都陆续回到老王那里去了。

于是老王对前来请教的孙老解释说，因为田间地头才是这些农民最熟悉的日子，而且我还承诺说，以后地里的出产收获后，还会给你们分一些，那些在工厂里的人虽然挣的多，但开销也大，虽然日常吃两顿食堂，但星期天也要吃自己的，而咱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免费供应。

于是那帮人一算账，发现在地里干活银子确实少了一点，但工厂里没有农闲，而且一年到头，天天朝九晚五地上着九五六的班，还特别受约束，还要经常上课、考核，搞得自己头晕脑胀的，特别是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根本就不习惯，他们甚至到了每个礼拜天都会忧郁明天要上班，感觉这日子过得很难受。

因此，当挣得的银子差别不大太时，工厂确实对农民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毕竟，小农们悠闲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是千年世代以来深入人们骨髓的，哪里有那么容易扳过来。

孙老听了觉得老王说的有道理，于是两人就这个话题便由此有了愈加深入的探讨，随着讨论的深入，两位老家伙开始讨论其起了时代变革的大话题。

根据知情者朱北国在他的《朱北国日记》里记载，当时两位老家伙对这个话题的探讨，对后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老王对孙老说，在商品经济大潮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之前的那个年代，小农耕作者并不是能用提高薪水的方式改变其生活方式的，因为他们非常不习惯被各种制度和作息时间管束，而且在那些人的眼里，失去土地依托的日子是惶恐不安的，那种生活既不安全，也不惬意，甚至不道德。

在旧世界的历史上，最终改变了小农生活方式的，并不全是经济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变。

用大白话简单地说，你如果想让小农们进城当工人，归根结底只有两条路：暴力的和市场的。

暴力的很简单，用尽各种强制的、暴力的手段，使其失去人身自由，逼着人们在城市、工厂、农庄甚至集中营里上班干活，让这些人变成奴工。

这种方式很古老，庄园奴隶制就是这种方式的实践。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具体操作起来很风骚：先是以均田地、消灭贫富差异的名义把人们蛊惑起来替自己打下江山，于是获得土地的人们纷纷加入，然而在得了江山后，再把土地收回，以国家主义的名义把这些被玩懵逼了的小农们集中起来，成为国家主义名义下的奴工。对于整个社会，则用城乡二元结构把人分别固定到各自的社会位置上，成为构成庞大社会结构的一颗“螺丝钉”，美其名曰：“大时代的社会改造运动。”

然而，由此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倒退和人道悲剧，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所制造的人间悲剧，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艰难探索”就可以一笔带过的。

至于市场的手段，虽然比上述所为相对温和，但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比较激烈，另外一种相对平和。

先说比较激烈的：让土地所有者破产或者让依附土地的人们离开土地，逼着你进城打工。

而另外一种则用更温和的手段来做：让土地上的产出变得入不敷出，逼着土地所有者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为了提高自家的生活水平，让人们变成必须进入城市工作的城里人。

关于前者的做法，例子就是旧世界历史上英国人曾经做的那样，先来一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被土地束缚住人们“解放”出来，然后赶进工厂做工人。

而最后那个温和的做法，类似用赎买的方式进行改变，在旧世界历史上，有不少地方也曾经成功地实现过。

当然了，采用最后那种温和的市场方式，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活跃市场，发展工商，给予人们以各种自由。

因为活跃市场、发展工商的结果，能引诱土地所有者改变土地的性质，当在自家土地上建工厂的利润大于继续生产农作物的利润时，你可能就从地主变成了工商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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