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月之后，霍乱疫情最终完全得以消弭，所丧命者也不过千余人，感染者中倒也有十之四五的人得以在及时发现与大明版抗生素与大量中药材的帮助下得以痊愈。

与此同时，山西爆发的鼠疫也因为朝廷的严令而得到了控制，并也开始逐渐消亡，死亡人数也大大减少，总的来说，爆发于天启十五年的瘟疫最终没有酿成大变，没有出现原有历史上的大范围蔓延，并最终在崇祯十六年左右直接导致整个京城已无可战之兵。

对瘟疫的抗争本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能否战胜瘟疫并不是在于治疗手段与防疫手段有多么先进，而是在于一个国家的财力与执行力有多强，在大明数百年中，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大疫，但在王朝初期国富民强时，自然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而在后来的明末肆虐整个华北则也跟大明当时已经毫无能力组织抗疫有关，如今的大明在朱由校的改革下已然远远区别于原本历史上的明末，帝国实力甚至远超隆万时期，因而能迅速组织力量将要大范围肆虐华北的瘟疫扼杀于摇篮之中。

然而，更让朝廷官员在此霍乱中疫情深刻的并不是大明对于新型外来入侵病菌的迅速应对机制有多么完善，而是陛下对于囤积居奇借此发国难财的官员之处罚力度之严格，让这些一众在新时代下面对更多利益诱惑的官员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慑，至此以后他们在商业竞争中不得不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与是否违背人伦道德。

内阁大学士被罚俸且降级处理，堂堂户部尚书死于狱中，且家族产业被没收，连带作为天子内臣的少监也难保其性命，天下第一府尹也同样被判处死刑，这些都让开始逐渐败坏的吏治再次在堕落的过程中再一次刹住了脚，并为以后进军林丹汗部和对战罗刹国奠定坚实的国内政治基础。

而兵部官员卢象升与杨嗣昌政治地位上升，也不过是一个表观现象，林丹汗部的可汗林丹汗不是皇太极没有一个完善的情报体系，也没能够从大明的这些公共消息中察觉到大明即将对其兴兵伐罪的信息。

就在天启十六年秋季快要结束之际，皇庄在新的施肥技术推广后，整个大明再一次迎来了大丰收，粮食产量再一次达到了历史新高，而这个时候也多是鞑子扣关劫掠时，但此时大明皇帝陛下则率先下达了召集禁卫军出关征伐蒙古林丹汗之旨意。

历经近两年的准备，禁卫军已扩充到了三十余万，每个主力军已经达到了五万余人，主力武器也基本上完全更新换代为新一代后装式线膛枪，火炮与投掷类炸弹也得到了极大更加，适应于各类作战的类型也大大扩充，毒气弹的种类也增加了许多，飞行营的武器也不再仅仅是燃烧包，也能利用滑翔机投掷炸弹具备轰炸机的一定功能。而战车的速度也因为材料科学的进步而大大提高，虽然已经比不上战马奔驰的速度，但至少能比人奔跑时快，其灵活性也大大提高，因为随着蒸汽机的进一步改良，热力学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使得蒸汽机的体积减少。

不过，此次没再由卢象升参与实际指挥，作为内阁首辅的卢象升现在也只是待在京城同杨嗣昌一样调度钱粮与策划战略，而实际指挥权则交给了常延龄。

这也算是常延龄第一次直接指挥数十万人的作战，不过好在对手林丹汗部只是一支古典式的骑兵，在大明禁卫军面前已经不具备任何挑战性，因而常延龄倒也不用担心会打败仗，他现在最需要担心的也只是能否全歼林丹汗部的有生力量。

不过，此次出征蒙古林丹汗部的不止是三十余万禁卫军，还有九边边镇的边军主力，除留守各处边关重镇的兵力不计外，共计五十余万边军也即将出关扫荡归附林丹汗部的蒙古其他部落。

之所以如此安排，一是为了报大明百年来边镇军民被关外鞑子一直欺凌之仇，二是也趁此具备对蒙古诸部的绝对优势之时练一练边军，重燃边军血性。

正因为将整个帝国的军事力量都投注于征伐林丹汗部的漠北战场，朱由校还特地将此次征伐取了一个代号，即叫：“狩猎”，顾名思义，大明帝国只是将此次军事行动看做是一场全国性的狩猎而已，而所猎之物只有林丹汗部和他控制的其他蒙古部落。

孙传庭、王在晋、毛文龙、曹文诏、满桂、赵率教、周遇吉等边镇大将都参与了此次征伐，他们将同禁卫军各军一起会猎于漠北，在诺大的草原上展开一次规模空前的实战训练。

除常延龄负责指挥禁卫军专门针对林丹汗部本部作战以外，孙传庭则被任命为指挥边军各部征伐处林丹汗部外其他蒙古大小部落的最高指挥者，而孙承宗则被任命总提调官，负责整个大军的后勤供给，同时，杨嗣昌也参与此事，确保大军后勤保障。

毕竟，这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仅是要训练大兵团作战也是要提升整个大明的后勤机制，日后大明展开的灭国行动肯定不少，而后勤供给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高，那些地方不足，那些地方需要改进都需要在实战中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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