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卖油郎独占花魁》写名噪一时而久有“从良”之志的名妓莘瑶琴，第一次与卖油郎秦重接触，便为他的忠厚老实、体贴入微所感动，感到“千百个中难遇此一人”。

但此时她内心深处的门第等级观念，又使她不肯以秦重为从良对象:“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于他。”

直到她被衣冠子弟百般凌辱后，她才从切身的体验中清醒过来，才认识到那些衣冠子弟“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只知买笑追欢的乐意，哪有怜香惜玉的真心”。

而只有秦重这样的市井小民才是真正“知心知意”的“至诚君子”，于是主动提出嫁给秦重，并表示“布衣蔬食，死而无怨”。

花魁娘子在婚姻问题上对门第观念的摈弃，是秦重对她敬重关心、真诚相爱的结果。

正是这种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基础上的爱情，使得王孙公子的高贵门第和泼天富贵相形见绌。

并且这个故事也形象地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对金钱和门第的蔑视。

此外类似的作品，在“三言”中还有不少。

如《玉堂春落难逢夫》、《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等。

其中《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一篇很有新意。

这篇小说写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盟约，后来张浩为父母所迫，欲另娶她人，莺莺闻知后，一不哭泣，二不自尽，而是向父亲说明她与张浩的关系，并向官府告了张浩一状。

指控他“忽被前约”，要求法律能“礼顺人情”。

莺莺的举动真是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私定盟约，已经不容于封建礼法，而她竟敢为之诉诸法庭，这在过去的作品中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故事最后以喜剧告终，它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莺莺行动的支持和肯定的态度。

同时在“三言”描写家庭感情生活的小说里，还以诚实的态度正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特别揭示了已婚女性的爱情心理。

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深爱着丈夫，丈夫出外经商，她日夜盼望丈夫归来。

深为离情所苦的她在薛婆的引诱下难以抑制情欲，接受了另一个男子陈商，王三巧与陈商相处一年多，就像爱丈夫一样真诚地爱着陈商，陈商暂时离开时，她也如当初与丈夫分离一样的难分难舍。

丈夫得知此事后赶回家中，休了她，她又惭愧又悔恨，痛不欲生，竟想自尽。

王三巧再嫁之后再次见到前夫，两个人禁不住抱头痛哭。

小说塑造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女子形象，对女性贞节观念的消解，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

而且“三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反映了下层妇女为争取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青楼名妓杜十娘，长期苦心经营，“韫藏百宝”，以作从良之资。

爱上李甲后，仍一再试探李甲的忠诚和勇气，并为李甲做出了一个女性所能做的一切。

但杜十娘的“从良”并不仅仅是为了嫁一个男人，而是有着更高的追求。

她追求的是以人格的平等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爱情。

因而当李甲在金钱诱惑和个人利益考虑下，“负心薄幸”地出卖她时，她没有用温情的泪水去求得李甲的哀怜，也没有用财富去换取李甲的回心转意，更没有抱羞忍耻屈从于孙富，而是在面斥李甲、孙富之后。

怀揣百宝箱，毅然投江，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理想和人格的尊严。

以一死来表示对那个黑暗社会的最后抗议。

杜十娘的爱情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性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明中叶以后新兴起来的争取人权的思想潮流正成为文学作品创作的主潮。

但是需要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被视为贱流，甚至他们的财富，也被视为不义之财，商人在文学作品中也历来都是被批判的角色。

明中叶以后，传统的轻商思想开始淡化。李贽的“好货”论更是在理论上肯定了商人经商活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所谓“好货”就是要求兴工商以图利。

李贽认为:“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惊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李贽对商人的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是当时进步社会思潮的典型反映，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在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商人已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经商活动也被视为正当行业而受到赞颂。

在“三言”中，便形象地表现了“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比如《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汪信之赤手空拳离家，来到麻地坡，看见当地荒山遍野，正是好炭材，于是以破庙为家，“因山作炭，卖炭买铁，起个铁冶。铸成铁器，出市发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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